ASIN: B0118W9RA2
出版社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; 第2版 (2015年3月30日)
出版日期:2013年8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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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:简体中文
内容简介:
描述 编辑推荐 《带一本书去巴黎》作者带着一本描写“革命”的文学名著奔赴巴黎。在法兰西的城堡、广场、宫殿、教堂,博物馆里,咀嚼着文化的成果,品味着艺术的盛筵,倾听着历史的网声,感悟着前人在血与火中凝成的思想和智慧——作者林达干浓厚的法国历史文化氛围中,用大量的历史细节和场景,丰富了对艺术、文化,对历史、社会,以及对“革命”的理解。 目录 Chapter1带一本书去巴黎 Chapter2奥斯曼和老巴黎 Chapter3塞纳河上西岱岛 Chapter4巴黎的教堂 Chapter5巴黎是法国的象征 Chapter6圣丹尼和他的头颅 Chapter7安布瓦斯的古堡 Chapter8卢瓦河的地牢和诗人维永 Chapter9在凡尔赛宫回看路易十四 Chapter10凡尔赛宫里的国会大厅 Chapter11塞纳河边的伏尔泰咖啡馆 Chapter12拉法耶特的故事 Chapter13巴士底狱还在吗? Chapter14加纳瓦雷历史博物馆 Chapter15寻找雅各宾俱乐部 Chapter16消失了的雅各宾 Chapter17协和广场上的卢克索方尖碑 Chapter18杜勒里宫和圣·谢荷曼教堂 Chapter19断头台的兴衰 Chapter20先贤祠走访伏尔泰 Chapter21卢梭手上的火把 Chapter22从拿破仑回归雨果 文摘 版权页: Chapter1带一本书去巴黎 去巴黎。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。可是,总有各种原因在那里阻挡行程。把它排入计划的契机终于在去年出现。从决定到今年年初上路,还有长达近半年的时间。原来以为,这么长的一段时间,一定可以好好做些准备。可是,永远有必须忙碌应付的事情。居然其中还包括被迫处理一场车子全毁的交通事故。 临行那天,还在忙些和法国绝对没有关系的事情。对我们,这已经是规律了,得到时间的方法,是对占用了时间的事情扭过头去,眼不见为净。一走了之是其中最干脆的一种。可是,原来打算做的那些“准备”,就基本“泡汤”了。在被飞机起飞的时间表逼到非走不可的时候,我才匆匆在地球仪上找出巴黎的纬度,以确定应该往包里塞进什么季节的衣服。接着,在书架上抽出一本雨果的《九三年》,给行囊封了顶。 这本《九三年》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8年出版的,售价才人民币1.15元。粗粗的纸,所以就厚。开本小,封面是蛋清色的,隐隐透出素素浅浅的花纹,不仔细去看,几乎看不出来。非常奇怪的事情是:这个译本的第一版注明是在1957年的5月,但是第一次印刷,却是在1978年的4月。中间整整隔了二十一年。这中间的故事,我们只能猜测了。 也许,排完版,风云骤变,总编改了主意?也许,印出此书必要一环中的必要人物,命运乖舛,截断了出书的程序?也许,仅仅是因为大家被新的“革命运动高潮”所激奋,扔下书革命去了?不知道。 总之,一本排完版的书,应该说,一本排完版的好书,隔了二十一年,才从印刷厂出来,怎么说也肯定有点什么故事在后头。假如其中的知情者,给我们来一篇写实的话,相信那就是一段重要的出版界历史了。 在书上找不到印数。就是说,熬了二十一年才印出来的《九三年》不知道被印了多少本。然而,可以武断地说,即使它第一次印刷的数量不大,它也一定立即被速速投入重印,印了无数本。因为,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本书是怎么买回来的。 那是1978年,大学在基本停顿和半停顿将近十年之后,刚刚恢复正常运行。在此十来年间,书店也处于一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白的状态。说是没书吧,架子上红红火火满满登登的,足够热闹。细细一看,就有点泄气。那里是六分“毛著”,三分“马恩列斯”,一分“大批判材料”。最后两年添了几本新小说,可是怎么也不好意思把它们归入“文学”,最后还是尊为“小说式的大批判材料”较为妥帖。 大学招考的骤然恢复,也使校园显得景观殊异。固然有今天看来“正常”的那一部分,就是那些简直“额头高得撞着了天花板”的应届高中毕业生。当时,大家竟然并不觉得他们的生活路径“正常”。因为十年来,曾经和他们一样年纪的,都一届接着一届,顶着“知识青年”的荣光,别无选择地绕开紧闭的大学校门,直奔农村和工厂了。 1978年春天的大学校园里,熙熙攘攘的更多是那些“老”大学生。他们年龄各异,带着别人无可揣摩的各色心情和故事。今天回想起来,他们中间即使最“老”的,也还是在“青年”的年龄段里,可看着就是“老”,说不清道不明的模样。难得有几个想挣脱自己无端的“早衰”,想去抓住“青春尾巴”的,最终也多少显得勉勉强强。 这大小两批学生的混杂,也是心情的碰撞。使得“小”的在对比之下更清楚自己的优势:今天看来,“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”,但是将来“归根结底”,还是“我们的”。“老”的往往就相对糊涂,把自己以奇奇怪怪的方式积累起来的分量,掂得太重——两头的实际心情和前景展望,我却是在一个电话亭里悟到的。 当时不仅学生的宿合食堂简陋破败,通讯条件也处于近代水平。学生们要打个电话,必须长途跋涉地穿过校园,跑出校门,到马路对面的公共电话亭。好在学生们的通讯意识也同步处于近代水平,绝不会“轻言电话”,否则电话亭非炸窝不可。 那天,我在等着打电话。大家都习惯了,小小的屋子里没有隐私。一个戴着眼镜满脸愁苦的“老”大学生,正在和家里通话。他紧紧抓着耳机子不放,先是焦虑干枯的嗓音:“还发烧吗?有几度?看医生了没有?吊盐水了没有?”然后,一个小小的停顿,声音在突然之间添进了水分,化得柔和:“你要乖啊,要听妈妈的话。爸爸要考试,星期六才能回来。”絮语绵绵之后,他不舍地松开手。摇晃的耳机还没有在电话机座上站稳,已经被操在一个久已不耐烦的“小”大学生手里了,他娴熟而干脆利落地拨了六个号码,又中气十足地只吐出六个字:“老辰光,老地方”,就咔的一声挂了机。我愣在这个反差里,差点忘了自己来这里是要干吗。 当然,这是题外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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